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摘要

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唐長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2006)，頁133~143。
＊971陳弱水「中國中古社會與文化專題」第二週指定閱讀文章

這一篇短文雖以「形成」與「升降」為二個議題，然實重在辨正「士族形成」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在第140頁有簡單的結論：

「以上我們初步分析了西晉人關於選舉及中正品第的議論,考察了漢末魏晉一些大姓高門的升沉顯晦,企圖說明一個問題,即九品中正制保證了士族的世襲特權,而首先保證的是當代顯貴家族的世襲特權。可知列於士族和士族中高低序列基本上不決定於「塚中枯骨」,而決定於眼前的權勢。」(頁140)

換言之，唐長孺認為士族的形成主要在魏晉時期。之所以可以將曹魏與西晉連稱，那是因為魏晉交禪基本上是和平過程，因此曹魏的功臣子蔭往往是西晉的開國功臣。雖然曹魏的政治人才拔自漢末大姓、名士，然而透過九品中正制所保障的士族，主要是魏晉的顯貴家族。

得以明白這一點，乃是由於唐長孺注意到魏晉時人對「門第」的理解與後代不同，這個後代不但指東晉、南北朝，也兼指唐代。他透過整理劉寔〈崇讓論〉、段灼臨去所上〈表〉及劉毅〈論九品有八損疏〉，指出劉寔所謂「勢家」、段灼所謂「公侯子孫，當塗昆弟」與劉毅所謂「勢族」相類，所重乃是「勢」字：

「中正考慮的主要是『當代軒冕』,而不是『塚中枯骨』。」(頁134)

能夠獲得士族地位的家族，不單是在魏晉時出頭，更甚者，必須在魏晉禪代之際，仍保持蟬連的政治地位。

除了分析相關議論外，他還考察當時的實況，透過潁川鄢陵庾氏、潁川陽翟褚氏的鼎盛，與黨人領袖潁川陽翟趙儼、潁川杜襲顯晦的後代相比，更加突出士族地位之獲得，實仰賴魏晉時的政治地位。

處理完這個主題之後，唐長孺接著指出雖然在東晉南朝，士族制度已然定型，地位穩定，然而士族內部乃迭有升降，主要影響因素，乃是婚、宦二事。東晉以後，雖然當前官爵的高下與中正定品的關係不大，但仍會受到不同姓族擁有的權勢影響；此外，唐長孺也指出，雖然甲族高門不靠「國婚」來維持門戶，不過有許多士族卻正是靠著「國婚」崛起，並進而穩定門戶。

唐長孺的附論固然提醒讀者，南北朝並不輕視「國婚」；但另一方面，也突顯「國婚」的積極作用。唐長孺舉蕭氏與檀氏，甚至之前的庾氏與褚氏，走的都是聯姻皇室與宗室，從而獲得外戚的身份受到重用。由此延伸思考，也許可以追問二個問題：其一，透過聯姻宗室獲取政治地位的家族，在繼位者清算宗室之後，其政治地位是否會受到影響？其次，尚主制在皇帝統治與門閥政治中又發揮何種作用？尚主的家族若不算外戚，則是以何種「名義」取得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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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未列其他二手參考書目。
＊史料解題列於CLIO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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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彥@小房
2008.09.20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摘要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收於李貞德、梁其姿編，《婦女與社會》2005，北京，375-420

一、序論
不纏足運動是清季救國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的一環，象徵解放中國二萬萬婦女同胞，成為改革與創建國家的動力。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不纏足是其中收效較顯著、速度較快的社會運動之一。
不纏足運動的史料豐富，散見基督教會、在華外人、維新派與革命黨的各式記載之中。之前多半將不纏足運動視為基督教會社會改革的努力或清季變法運動的一環來看，但作者在本篇文章中，試圖從甲午至民國建立前後的不纏足運動，來看在近代中國的客觀環境中，改善婦女生活的努力究竟有何特殊意義？又有什麼樣的限制？

二、清代纏足風俗概述
纏足的起源說法不一，但所依據的材料大體為少數詩詞，因此難以斷定確切的起源，不過一般認為約末起於十世紀末的南唐後主時期，至宋神宗以後，風氣及於中國各地。

籠統而論，纏足的流行存在著地域、種族、宗教與階級上的差別。纏足基本上是漢人之俗，邊疆婦女幾乎不纏足；回教婦女也不纏足；雖然社會階層的劃分並非絕對，但大體而言，纏足主要流行在上層富有或官宦人家；以地域而言，纏足似乎更流行於黃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區域，尤以甘、察、綏、晉、陝、冀、豫等處最盛。

但是這些差別在清季反纏足人士眼裡，並沒有發生任何意義，或是說，他們也許根本沒有發現這件事實，真正有多少婦女纏足不是他們所要計較的，他們多半將纏足視為女界「二萬萬人」的共通現象和問題。

三、清季反纏足言論的特色
反纏足運動是清季內憂外患，為救亡圖存，採取政治和社會維新，以及革命運動中的一環，其根本關懷在國族命脈之存亡絕續，而非婦女本身的福祉。不纏足運動所訴求的主張有很多，除了「天足」語境的進入之外，有礙健康、不利謀生也是考量點之一；還有一大類型的言論是自倫理道德出發，或是從纏足行動不便，難避水火兵災等處著眼。不過其中最富影響力的還是嚴復所引介的進化論。

清末民初的有志之士，在優勝劣敗思想的指導下，紛紛舉出「強國必先強種」的主張，「改造女性」便成為刻不容緩的急務。在這樣的語境之下，纏足成為宥限女子身心發展的惡習，對他們來說，纏足讓女性尸位素餐，身體虛弱，不僅增加男性的生計負擔，也因而無法誕育優秀的國民；另外，纏足也讓女性甘於依賴的處境，沒有奮發向上的進取心。為了挽救頹勢，民初的知識份子大力鼓吹強國強種，不但以反纏足來追求女性身體之強健，也以興女學為訴求，來塑造擁有強健知識與身體的女國民，以期能教養出優秀的國民，這種心態與作風由梁啟超首開其風，隨後成為甲午戰後維新派、革命黨與清廷官僚一致的基調。因此雖然在華外人會因為傳教的目的，而對纏足風俗妥協，但滅國亡種的危機感，卻促使地方士紳與彊吏陸續投入放足運動之中，並且由沿海地區及新風盛行之區漸漸往民風閉塞的內陸地區推行。

不過這種從維新圖存著眼的反纏足論，並不必然意味著對婦女的地位、權利，或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價值有真正的關懷或重視。發聲者也鮮少是婦女本身，而是來華外人或是地方士紳，是懷著強烈改革意向的男性。

四、清季反纏足的組織與活動
表格 1清季不纏足會組織成立分布表

1. 創始人與組織成員
a. 在華外人(特別是基督教會背景)→1895上海天足會為中心
b. 維新派知識分子、地方士紳及地方官員→康、梁之組織
c. 革命黨及其支持者→數量少，可能跟無法公開活動有關。
→以城市的「士紳」或「紳商」，及其親戚眷屬為主。

2. 不纏足運動並非是婦女主動參與，自覺地為改善婦女生活而從事的婦女運動，也不是真正著眼於婦女本身權益的女權運動。

3. 不纏足運動受到維新派、革命黨與清官僚共同的支持，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可說是一場超越不同政治立場的社會改革運動，而其共同的目的都在強國強種，以救中國。

4. 地區分布：
a. 與整個中國近代化自沿海區域，尤其是通商大埠，開始的大勢相一致。
b. 二十世紀初出現在內陸的不纏足組織，可見積習仍深，所以改革運動方向轉向風氣封閉之區。

5. 出現時間：頗受政治局勢左右，隨維新運動而起伏。自戊戌中輟，到庚子再起，基本上是清廷對一些過去維新派提倡的變革，採取了較積極的支持態度，這項轉變也獲得了地方士紳的認同與支持，而成為清季十年改革反而加速的原因。

6. 不纏足會明顯有全國性、區域性和某一地組織的不同。

7. 經費：基本上由地方士紳贊助、會員自由樂捐或繳納固定會費等。從不纏足會的創始人、出現地區與經費來源，可知甲午戰後各地興起的不纏足組織實與當時的維新派人士關係密切。

8. 宣傳方式：
a. 會員定期聚會
b. 對內對外的演說
c. 利用報端雜誌撰文鼓吹或舉辦徵文
d. 刊印宣傳小冊
e. 編印放足歌
f. 提供放足藥方
g. 上書地方政治，要求出示勸戒纏足→士紳和地方大吏的支持、合作。

9. 活動特色：
a. 以互婚來解決女子的婚姻問題
b. 設女學校或將興女學列入章程。→新式女學堂成為重要的基地。

五、結語：清季不纏足運動的性質與意義
1. 清季婦女放足或不纏足的案例顯示這是個別且暫時的現象，並隨地方大吏的意向而轉移。

2. 中國人自辦的不纏足會組織雖多，但成效有限的根本原因在於外府州縣社會上的主導力量是鄉紳，但其中持開明態度的只是極少數，缺少這一階層的普遍支持，推行力量不足。→士紳既是助力也是阻力。

3. 在社會上造成顯著放足效果的是教會，不但比較少受到清季政潮的影響，而且透過各地教會形成組織網絡，影響較全面。

4. 不過也正因為主導纏足運動的人，除了少數西方婦女之外，多半是中國士紳及接受過新學洗禮的男性，所以不纏足會成為一種階層標榜的運動，而且難以在士紳的指導下深入下層農民，真正開始到民間推動必須要到民國的地方政府將革除舊俗納入日常政務之後才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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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彥@小房

2008/04/29

遺寶：靈壁的奇石

Discarded Treasures: The Wondrous Rocks of Lingbi
奚如谷(Stephen H. West )**

*「文學與空間專題下」(鄭毓瑜師，2008)

本次報告為「空間與異域想像」主題中的第一講，首先欲處理「文化記憶與地域」之關係。奚如谷藉由分析樓鑰的《北行日錄》提出閱讀宋人出使外國之遊記的新方法，宋人使金之紀行，雖然也有如范成大所展示的遊記一般，字裡行間充滿鄉愁與愛國種族主義，但樓鑰的表現卻不同於這些遊記，他沒有把金人妖魔化的企圖，對他來說，這趟旅途其實是一趟將文本知識與親身經歷結合的過程。(p.23)樓鑰〈靈壁〉詩中「石雖不言恐能語」一句，巧妙地點出地景(landscape)本身所負載的歷史重量。因此樓鑰雖為南宋的二代子孫，但身處於異邦之中，卻不顯得疏離無依；他不停地重述周代與漢代的典故，正是其將河南認同為文化原鄉的證明之一，(p.17)由此看來，樓鑰字裡行間瀰漫的鄉愁，實際上是鏈結到中原的文化記憶，而非故老口中的宣和舊事。執是之故，他得以將過往讀過的文本所創造的空間異域，疊加在實際存在的地景之上，也就是這個將文本與地域疊印的過程，才令他發出「千古興亡一夢驚」的感嘆。

奚如谷這篇文章其實是有特定對話對象的，相對於James Hargett研究范成大的作品所主張的主、客觀二元論述，奚如谷認為我們不當把物類描述與隨之而起的情感反應完全二分為主觀與客觀二種截然不同的論述，事實上二者均是作者主觀選擇下的結果。進一步，他提出二項對文本的研究方法，其一，奚如谷提醒我們留意詞組、套語與典故，指出作者在使用成語的同時，其實就是腦海中進行先驗的分類，賦予其意義。(p.3)其二，作者也強調詩、文互證的重要性，以〈北行雪中渡淮〉為例，說明如果我們忽略其中一方，很可能會漠視字裡行間的重要訊息，直覺地將其化約為敘述套語，而無法掌握作者當下的心態，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p.10)

因此，以靈壁詩為例，樓鑰筆下的靈壁奇石在此成了歷史記憶的載體，不但告訴詩人宋徽宗沉溺於花石綱的不堪過去，更重要的是，藉由奇石從往日的奇寶，變為四散狼藉的亂石一事，揭露了奇石所代表的文化價值，必須放在和平盛世之中才有意義。(p.12)相應的，奚如谷利用《北行日錄》同天所記載的內容，提醒讀者「木人漂漂不如土，坐閱興亡知幾許」兩句詩，必須放在更大的脈絡之下才能完整理解。在〈二日癸未〉那則日記中，樓鑰歷數沿途風景，在花石綱遺石之外，靈壁還有虞姬墓與高祖祠等古蹟，金人新法與熙寧新法交互雜映，這些具體的物事，無一不承載了豐厚的歷史記憶與矛盾的文化意象，凡此種種，皆構成樓鑰眼中獨一無二的地景。因此再搭配〈靈壁道中〉這首詩來看，靈壁這個地點其實帶給樓鑰相當複雜的印象，其中交錯著歷史記憶、文化鄉愁與地域即景，(p.19-21)背後牽動的不單是愛國情懷，更多的是他的文化認同以及對生死興亡的感悟。

*West, Stephen H. "Discarded Treasures: The Wondrous Rocks of Lingbi " In 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 1-24.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漢學研究中心, 2008.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亞利桑那大學全球研究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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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彥@小房

2008/04/20